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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九月，赴京官员先后抵达长安，东南的毛军、宋江，山东的王渊，西北的侯概、杨可世，河东的高缘。还有十几位到中央府署任职的武将们日夜兼程而回。

    每个人回京，一个见面的就是李虎，李虎一句话就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上战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，或者从此就不会再上战场了，你们要迅适应自己身份的变化，要从武将转为文官，要在另一个战场上竭尽全力帮助中土走向振兴。

    这些虎烈将帅们，不管是从大山会盟就追随李虎的老将，还是从西北转投而来的将门子弟，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个世代的巨大变化，今天的中土和昔日的大宋王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武人的地位不仅仅提高了，而且正在走进过去高不可攀的庙堂，权柄就在他们的手中牢牢把持着。

    九月下，三位来自大同的北方儒士在黄涉、柴云的陪同下，进入汉王府拜见李虎。

    李虎亲自出迎，双方过去就认识，这次在长安见面，更是亲热。

    三位儒士都是前大辽国的进士。一位是前大辽国子监祭酒李师夔，一位是前大辽翰林学士沈璋，一位是前大辽燕京副留守裴绩。

    李虎开门见山，直接说明了请他们到长安的用意。

    这些年，大同的国子监办得很好，原大辽的汉蕃儒士在亡国之后，干脆一心一意研究学问，教授弟子，成绩非常突出。北方儒学和大宋儒学一脉相承，但因为大辽是契丹人建立的王国，契丹人、奚人和其它北方蕃人在汉化的过程中，既潜心学习儒学，也在改造儒学，所以北方儒学相比大宋儒学，在观念上更为开明，也更具有包容性。

    以李虎为的虎烈人的变革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策略之后，迫切需要儒学在学术理论上的支持，这也是关学得以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，但关学有它的局限性，关学的理念较为保守。当初王荆公变法，关学就没有积极支持，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变革态度，在新、旧两党之间游移不定，结果遭到了以王安石为的新学学派毫不留情的打击。现在李虎的变革策略看上去是秉乘了旧党的理念，但其实这仅仅是开始阶段的一个表现，一旦变革走向深入，也就和元佑党人所持的那套理论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

    关学在这个时候再次表现出现了它在变革态度上的保守和温和，以李复为的关学儒士并没有按照李虎的要求大力改造关学，以便让关学成为新变革的理论基础。而尤其让李虎不满的是，李复和一批关学弟子渐渐走到了变革的对立面，他们和朝廷里的保守派越走越近，特别在中土王朝更替的正朔一事上，至今没有拿出一个符合李虎利益需求的新理论，这是李虎极为不满的地方。

    李虎在李复致仕之前，曾在朝堂上公开指责李复，认为在自己离京的两年时间里，关学不进反退，不但没有在学术理论上坚决支持变革，反而拖变革的后腿，阻碍了变革的推进。

    李复知道李虎对关学非常不满，但他又不愿意背弃自己的学术理论，所以主动请辞，不干了，再干下去，他的脑袋掉了无所谓，但整个关学跟着遭殃就是天大的罪过了。好在关学此时已经分裂，一部分儒士坚决追随李复，坚持李复的理论学说，而一部分儒士则顺应形势，主动配合朝廷，在学术理论上不断的推陈出新。以便配合变革的实施，但他们的观念还是过于保守，跟不上变革的步伐。

    去年李虎到了大同，在大同和国子监的博士、教授们数次讨论变革，惊喜地现北方儒学在学术理论上更有助于变革的推行和实施，于是他请李师夔、沈璋、裴绩全面整理一下北方学术，并拿出一套完成的理论。李师夔等人看到了北方儒学展的契机，马上投入极大的热情整理出了一套完成的学术理论，为了能尽快赢得大宋儒士们的承认，他们称其为晋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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