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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琼州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际，但独坐钓鱼台的郑克臧却在为解决新移民水土不服、疫病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太医院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的『药』政管理最初始于周朝。《周礼?天官冢宰》记载：“医师掌医之政令，聚毒『药』以共注：共通供医事。凡邦之有疾病者、疮疡者造焉，则使医分而治之。岁终则稽其医事，以制其食，十全为上，十失一次之，十失二次之，十失三次之，十失四为下”。这里所说的医师，为众医之长，掌管国家医『药』卫生的行政事务。府为掌『药』物、器械人员；史掌文书和医案；徒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及制『药』。

    秦汉两代承继周代的体制设置太医令和太医丞掌握医『药』之政令，太医丞之下还有『药』丞、方丞各一人，其中『药』丞主『药』，方丞主『药』方。此外还有本草待诏、医待诏、典领方『药』、中宫『药』长，尝『药』太官等医『药』职官。

    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开始在太医署下设立专门的『药』藏局，出现了专门的负责『药』物收发、存储管理的人员。其中，唐代『药』藏局有郎二人，丞二人，郎掌和剂、医『药』之事、丞则贰之。而与之前朝代的太医署不同，唐代的太医署既是国家最高医疗机构，又是医学教育机构，由行政管理、教学、医疗、『药』工等四部分人员组成。专设“诸医『药』博士一人，助教一人，医师二十人。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”。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唐朝医『药』管理机构及人员分工细化，职责明确，医『药』教育得到发展，医『药』人员均“考试登用，如国子监之法”。

    时间推进至宋代，中央『政府』为了加强医『药』管理，改进了太医局管理体制，专司设立了翰林医官院，专管医之政令和医疗事务，并有专管『药』政的机构“御『药』院”、“尚『药』局”，其中御『药』院保管国内外进献的珍贵『药』物，专为皇室贵族服务，而尚『药』局是为最高的『药』政机构，至于原来的太医局则专管医『药』教育。

    北宋施行王安石变法之后，推行新政，按“市易法”设立了国家的『药』物贸易机构“官『药』局”，后改为“太平惠民局”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『药』局，也使『药』物管理纳入国家法制管理的范围，由国家控制『药』物贸易，实行专营，制止商人投机，对制『药』实行监管。“官『药』局”创办后，率先颁布了『药』物标准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简称“局方”，推行了成『药』，降低了『药』价，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疾病的救治、『药』物的贸易发展等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。宋代还曾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及医疗事故的责任，凡利用医『药』诈取财物者，以匪盗论处；庸医误伤致人死命者，以法绳之；主管官员不恤下属病苦者，亦予惩处。

    到了元代，蒙古人占统治地位的大元朝廷在设置御『药』院、典『药』局等管理机构为皇室贵族修制御用『药』物及和剂的同时，还设置有面向民间的『药』政机构，如“广惠司”、“广济提举司”、“大都惠民局”、“回回『药』物院”等等。

    到了明初，朱重八先是设置了医学提举司，洪武三年1370年后又在太医院下设惠民『药』局、生『药』库，局库各有大使一人，副使一人。其职责为“凡『药』，辨其土宜，择其良楛楛：恶也，劣也，慎其条制而用之。四方解纳『药』品，院官收储生『药』库，时其燥湿，礼部委官一员稽察之”

    事实上明郑自跨海收复台湾之后就因为海岛苦疾、缺医少『药』而十分重视医疗的问题，不过在郑成功时期主要是以军医体系为主。到了郑经开拓台湾时代，随着入迁军民逐渐扎根以及人口滋长，简单的军医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，因此，郑经便重设了太医院来主掌明郑的医疗。不过，正当明郑医疗制度日趋完善之际，西征大陆打断了这一进程。此后，随着连绵的战事，太医院始终未能完善的运作起来，只是担负着为郑克臧及明郑高官显贵们的医疗等一小部分责任，而现在却是该到了纠正这一问题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“邵掌院。”郑克臧交代着。“惠民『药』局重设已经刻不容缓，孤的意思，每个里坊都必须要有一处『药』局，每个『药』局都要配有两到三名医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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